[22]参见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三联书店2006年版。
内容提要: 作为基本权利规范的学术自由，同时需要相关组织规范的协同与配合。首先，宪法法院指出，学术自由是一种防御权，用来对抗国家的干预，以学术的自我规定为基础的过程、行为方式以及关于探求知识及其阐释和传播的决定不受国家公权力的干预。
如果我们考察其内容，我们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制度性保障，实际上都是对基本权利（接受审判权、婚姻自由、休息权、财产权、参政权等）的保障。[26]也就是，立法者有充分的自由来决定大学组织的模式，只要能保证学术自由的实现即可。[30]被施米特认定为制度性保障，从而不能由立法机关废弃的制度包括：（1）接受法官审判的制度、（2）婚姻家庭制度、（3）星期天的休息制度、（4）民法上的财产权制度、（5）公务员制度、（5）乡镇的自治制度。[35]所以，适当的组织形式，就是基本权利真正实现的前提条件，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需要在相关的组织设计中予以充分考虑和协调，以总体性地实现基本权利的效力最大化。根据该法第2条第2款，大学中的不同类型成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组别：（1）大学教师。
传统大学仅以智识追求和个人精神伦理修养为目标的培养，难以满足这些学生获得职业培训、获得专业人士的标签以谋取生存和社会地位的需求。这是因为，大学学位越来越成为个人在社会中获得晋升的工具，这使得更多的人希望进入大学以获得社会认可的标签。其实，法理学的意识形态也是跟法律移植的浪潮相匹配的：晚清基本上是法律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到20世纪中期就是法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但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的立法群体和法律研究群体都是把法律当做实现现代化的工具来使用的。所以，法理学要对这样的状态承担责任。包括当代中国，打一个比方最近十年以来叫维稳也好，和平也好，江平先生也说了法治的倒退，这种法律的倒退是移植法律的结果还是中国社会甚至包括内部的因素在里面。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所有的这些方面作为观念所存在的东西，它和历史的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中国传统法律与现实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距离。
现代实证主义学说也是从现代自然法学说中发展而来的。现在的法律所使用的词汇，让法律与生活是隔膜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敌对的。
我做这些工作最重要的目的是把这些词汇激活。并且，这样的法理学，才有可能真正地发挥提供原则、进行审查的工作。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是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究竟权利的终极的正当性在哪儿。总之，人们普遍把法律当成工具。
比如当代中国的金融法律对于中国形成一个稳定的金融秩序，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在温州过去的三十年中，北京所通过的这些金融管制的规则，究竟是维护了金融秩序还是破坏了金融秩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研究的问题。现代法理学对这些问题有很多很多的研究，但我认为并没有能够得出一系列让人满意的结论，也就是说，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稳定的法理学的学术范式。所以皋陶不同于后来的儒家，他实际上说德是一个措施，在心为德，在外为行，德行是连在一起的，而不是儒家强调的纯粹的心性问题。这是中国古典秩序和思想中最核心的问题。
这样一来，中国古人思考法律问题所形成的那些理念，以及他们所构造的一些概念、范式，就完全被现代法理学排斥在外。再有一个小问题是刚才志勇提的问题，你提了好几个问题，比如说关于规则和规范这两个词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跟刚才的问题是有一定关联的。
没有这种中国古典文化的话会有遗憾，所以这几年我碰到这方面的行家就问，让行家给我点拨点拨。姚老师以现在他已然接受的一些观念来重塑古典的概念，让古典的概念呈现出现代的观念。
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完全是多余的了，普适的现代的法律在日本人那里、德国人那里、苏联人那里、美国人那里、都已经系统地制定好了，形成了法典，我们要做的工作只是把这个法典搬过来。这样的法理学能给法学其它部门提供一些原则，这个原则也许只涉及法律最抽象、最高级的问题。但我认为，基本上，人们都没有给礼一个可信的界定，没有弄清楚，礼究竟是什么样的规则，礼治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法理学应该提出一些原则，既用来指导法律秩序的构建，也应该能够指导法学体系的生成、生长或者构建。但他又认为这三篇并非尧舜禹时期所做，而是后人伪托古圣人名所做的伪作。我们回到历史学的时候，当我们追溯更早的合法性源泉的时候，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吗？就像姚老师说我们不要仅仅看董仲舒时候的儒家一尊，甚至不要看李斯时代的法家一端，甚至再往前的孔子、周天子，我们不停地追溯一个源泉的时候，像民国初期要把自己归为炎黄子孙，所有的这些思维方式本身究竟是我们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中国的。
我用四个字来概括它叫斯文沦丧，我说得感性一点，几乎让我们唐诗宋词的中国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这与百年来不管是政治还是思想上有一些误区甚至是错误的东西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为法治鼓与呼的学者、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有很强烈的表达。
实际上构成了儒家道统的纲领性文件，姚老师说纲领性文件也是有道理的，它构成了整个宏观的法制，这个法制不是我们现有的东西。我也赞同中秋风先生讲的，还是要立足于自己的文明，自己的传统当中去思考怎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代，其实你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个挑战，这肯定是一个现代的挑战，不承认是不客观的。
中国是特殊的，而我们正在引进的现代的法律才是普遍的。刚才在聆听姚老师对中国法理学的完全不按照内部学术话语和理路而从自身的知识路径及学术直感来加以批评和解剖的时候，心里确实大吃一惊，因为我本人没有这个勇气。
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知识工作，首先需要抛弃法律史以及法律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观念。这样的思想取向，比如说您希望我们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法理学研究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是清末变法，因为清末变法是第一次涉及到中国的法秩序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异，或者结构性的突变，你希望还原到那边重新思考中国法的文明正当性的问题。比如说郑显文老师，他始终告诉我其实你们现在讲的东西古代都有，或者有更好的案例，或者一模一样，他用这样的方式说。因此，谈论新法理学的古典资源问题，不能抽象地谈文明，谈某一派的光荣、伟大、正确，而需要回到完整的古典思想世界与政治世界去客观理性地表达真实的思想与制度结构，丧失这样一种结构平衡感会造成我们创造性转化中的诸多困境。
因而，他们关联于中国文明。这样一个话语策略如果奏效，我们逐渐在理论讨论中使用天，引入天道的概念。
特别是中世纪，因为我这一年都在带学生读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因为以前我们太忽视中世纪的历史了，它始终有一种教权与皇权的分权，就是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所以这样的话那就永远存在着一种权力的分离、并行的张力，这是它最主要的地方。这就面对一个问题，我们面对传统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足够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的传统里面具有更高的提取度。
这一点在古典时代非常明显，比如《尧典》里同时提到礼和刑。具体地说就是相信，中国法律秩序的连续性，相信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尧舜、皋陶是有关的，相信中国5000年前的法律理念现在仍然深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相信礼治的法律在我们当下中国人的心目中仍然是有效的。
跟这个工具化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它跟工具化表面上看起来形成悖反，实则相映成趣：那就是，现代的法律又被神圣化，大家都把现代法律当成神来对待，移植法律被视为一个非常神圣的事业。阐释文本的过程一定是主体性和文本互动的过程。法理学要想发挥它的作用，扮演其作为法律秩序的审查者以及法学的审查者的角色，它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立足点。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的，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为专制辩护的，儒家思想就是想着各种办法为专制辩护。
主持人：与此同时还要再次向各位发出邀请，我们后续的系列的活动当中可能还要邀请各位评议或者作为主讲人的方式把这种方式延续下去。我想，这大概是由过去100年中国所采取的现代法律秩序构建的模式所决定的。
中国法理学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我想第一个任务如何提高我们从西方资源或者中国资源汲取我们真正对自身有用的知识的能力，只有在这个能力意义上提高了，我们才说我们会比西方人学得更好，我们会比中国古人读得更好，这个能力建设从哪里来？如果没有任何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我们任何一个人今天去讲这个的时候，都希望对这个自己提出一个证明，或者说如果你能证明这一点，我想我们传统自然就立住了。这个法理学对于在中国文明的脉络中构建比较健全的现代法律秩序，缺乏独立的、具有主体性意识的思考，它把自己变成了立法者——其实是法律移植者——的附庸，而没有保持法理学应有的主体意识，知识上以及政治上的主体意识。
现在我们的法理学忽略了这一点，我们的法律秩序的致命问题恰恰在这里。这当然是一个极端，但其实，过去100年，从事于法律移植的人们，都在建立这种美丽新世界，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